徐柏龄历任共和国三代领导人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李鹏的专机机长，是我国第一位飞国际航线的飞行员，曾驾驶过波音747等17种大小机型的飞机，飞过100多个国家，拥有40多年的安全飞行经验，安全飞行1．3万多小时，并曾执行过基辛格秘密访华专机领航等特殊的飞行，因此，很多人称他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见证人。下文摘自《海上文坛》2000年第1期，张景明文。
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的传统的节日——春节。正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时，邓小平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前往美利坚合众国。
根据国际惯例，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，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，对专机进行领航。按约定，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航人员，先一天抵达上海等候。我方的专机需从北京出发，经停上海，取道安克雷奇，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，总距离14343公里，计划飞行16个小时。
经上级领导决定，徐柏龄担任该次任务专机领队，尹淦庭任机长，任德珍任乘务长。然而偏偏天公不作美。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从开始就不顺利，碰到了诸多复杂天气。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上海的大雾。那天邓小平登上飞机后，徐柏龄立即与塔台联系，请求“开车”，但塔台指挥员不同意。因为收到的气象资料显示，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只有100米，不符合飞行标准。徐柏龄随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。小平同志望着机窗外欢送的人群，仿佛在自言自语“天气这么冷，这么多的老同志来送行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啊！”徐柏龄马上建议：“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，等欢送的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。您看行吗？”邓小平连声说：“那很好！那很好！”经塔台指挥员同意，飞机滑出停机坪，在跑道上转了一圈。当欢送的同志都离开之后，飞机重又滑回原处。
这时传来了上海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，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。徐柏龄只得再次走出驾驶舱向邓小平报告：“上海的大雾愈来愈浓，能见度只有一二百米，飞机一时走不了。请首长放心，张廷发司令员亲自在空军指挥所坐镇指挥，我们先研究一下，请您下飞机稍休息一下，行吗？”
邓小平看了一下手表，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，但语气依然那样和缓，“美国方面计划都安排好了，走不了，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。”
“我要马上想办法，采取措施，争取尽快起飞。”徐柏龄深知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美，意义重大，举世瞩目。如若耽误行期过多，必然招致国外的种种猜测，台湾也会借此兴风作浪，造成不良的国际影响。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。
在邓小平一行下机后，徐柏龄连忙朝现场指挥部奔去，同时暗暗地告诫自己：要冷静，要沉着。既要争取时间，更要保证飞机安全。
现场指挥部内气氛非常紧张，仿佛快要凝固了似的。在场的空军刘世昌副政委和王定烈参谋长、民航总局沈图局长和王静敏政委以及民航北京管理局吕正哲局长、张瑞霭副局长、孙树峰政委等领导表情严肃，心急如焚。大家绞尽脑汁，各抒己见。方案一个个提出，又一个个被否定。经反复权衡，最后决定——加油直飞东京。
由于从北京飞东京要经上海，届时倘若天气好转，则降落上海；如上海天气不好，则丢下美国领航人员直飞东京，加油后再飞美国。决议形成后，大家马上分头行动起来。
徐柏龄将研究结果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，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。在各部门紧张而又短暂的准备之后，飞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，朝上海方向全速驶去。银燕飞越济南、泰安后，专机组陆续收到上海发来的天气实况，发现上海的大雾似乎正在消退，能见度逐渐好转，由200米提高到800米，之后又提高到1100米。驾驶舱内，紧张的空气一扫而光，飞行员们一个个喜上眉梢。
徐柏龄立即向北京报告，飞机将按原计划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。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当飞机进入“上海走廊”时，天气却再次变坏了，能见度由1000多米下降到800米。飞机到达上海上空时，地面塔台又传来了坏消息——天气继续恶化。
驾驶舱内又恢复了寂静。大家都双眉紧锁，默默无语。
见此情景，徐柏龄鼓励机组人员，提醒大家“要全神贯注，认真操作，主动配合，确保安全。”
由于地面能见度较低，飞机落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机场盲降系统。但是虹桥机场的盲降系统工作很不稳定，以致机上仪表指示左右摆动，给飞机降落带来很大困难。虽然着陆雷达指挥主动、准确，但当飞机降落时，仍偏左约有一个跑道，左座机长陆洪明开始压杆修正，因修正量偏大，在飞机惯性的作用下，飞机又偏到了右边线。专机在上海的“重飞”跑道在我们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了。
“怎么办？”徐柏龄征求大家意见。
“复飞！”机组同志异口同声说。“安全第一”是他们的宗旨，在任何时候不能存丝毫的侥幸心理。这一点，早已在每个人心中扎下了根。他当即表示同意，并帮助加大油门至起飞功率，飞机昂首冲向蓝天。当飞机重又盘旋在上海上空时，有的同志建议直飞东京。但他考虑，如果把美国领航人员丢下，一旦安克雷奇机场天气也不好，夜航要去美国其他机场备降，手中又没有资料，安全难以保证。上次降落失败，虽有技术原因，更主要是心理紧张所致。
于是徐柏龄决定，依然按原计划在上海机场降落。当飞机在三边平直飞行时，徐柏龄与陆洪明调换位置，自己在左座亲自操作。四边——五边——减速——下降。机组全体同志相互配合，沉着冷静，精心操作，飞机终于安全平稳地降落在虹桥机场。
顿时，客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小平同志高兴地笑了。在机场迎候小平同志的上海市领导也笑了，赞不绝口。
据事后机场工作人员报告，机场盲降系统之所以工作不稳定，是因为当时航向台上有一只鸟干扰盲降仪表指示，使飞机不能准确地对准跑道，导致第一次降落失败。
专机加油后，天气仍未好转，能见度下降到仅300米，正常航班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是不允许飞行的。上级领导考虑到这次任务特殊，特批同意专机起飞。机组全体成员一起仔细周密地研究了特殊处置措施，并决定仍由徐柏龄在左座亲自驾驶。徐柏龄深感责任重大。众所周知，飞行过程中最容易出事故的环节是起飞和降落阶段。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下驾机起飞，飞行员不仅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水平，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。尽管徐柏龄坚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，但一想到这是邓小平的专机，而且执行的又是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，心中仍不免有些紧张。他默默叮嘱自己：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沉着，要冷静，不要考虑太多，就把它作为一次普通的飞行，集中精力准确完成每个技术动作。为此，他特意到机场上认真观察了一下，决定借助跑道中线灯来保持方向。
一切准备工作就绪。徐柏龄平静地坐在驾驶舱内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，他启动飞机发动机，飞机缓缓从停机坪滑向跑道。往常一眼就可以望到头的跑道，今天似乎短小了许多。他丝毫不敢大意，双手紧握操纵杆，目光密切注视眼前的跑道中线灯。飞机逐渐加速，50米、100米、200米……当仪表显示已达到起飞功率时，他果断地一拉操纵杆，飞机突破层层云雾的包围，冲向蓝天，安全地升入高空。
从驾驶舱望去，广阔的天空和蔚蓝的大海向专机组敞开了胸怀，在视力所及的远方浑然交汇在一起，在朵朵白云的点缀下令人心旷神怡。虽然景色迷人，但专机组却无暇欣赏。大家都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措施，力图把在北京延误的时间抢回来，争取使邓小平按预定时间抵达华盛顿。
领航员龚道明、报务员王今亮等同志更是用心，千方百计寻找理想的高度层，争取更有利的飞行速度。遗憾的是，这一天高空顺风很小，有的航段还遇到逆风，加上安克雷奇下了中雪，飞机除雪又耽误了不少时间。虽然大家竭尽全力，仍晚了一小时三十分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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